养生源流
　　　　　　　　　　　　　　　　
　　养生之道，在我国源远而流长。远古时代，人类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过着衣不蔽体、茹毛饮血的生活，是谈不上养生与长寿的。但火的发现，为人类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火的应用，改善了人类茹毛饮血的生活，人们吃熟食，不仅缩短了对食物的消化过程，使人体获得更多的营养，也防止了一些肠道传染病。此外，火的应用，可使人类战胜严寒，温暖人体的肢体关节、胸腹、腰背。除了祛除寒冷之外，我们的祖先还懂得了一些用火治病的简单医疗方法，如灸，熨等，用以治病除疾、养生防病。由此可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自从发现并应用了火，人类就开始了养生防病，益寿延年的实践活动。
　　劳动是人类独有的特点，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界，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创造条件，以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如由于“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　盗距》），说明古人筑巢穴，栖木上是为了躲避野兽，以防猛兽的伤害。《易?系辞》又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字，以待风雨……”，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改变居住环境以适应寒暑之变。
　　我国今存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最早的应推公元前十四世纪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了，在甲骨文上，已有一些生理（如女子乳房胀为“母”字。产妇临产先出水后儿头先露的“流”字等）和疾病（如牙上生洞的“龋”字）的记载，也还有一些关于个人卫生方面的记载，如有表示洗脸的“沐”字，表示洗澡的“浴”字，有关于集体卫生（如大扫除称寇帚）的记载。据此可知，当时已经有了防病保健的思想萌芽。商朝的开国宰相伊尹也颇谙养生之道，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提到伊尹是精于烹调技术的人。在《吕氏春秋　孝行览》中，也记载了他的食养食调之论，说：“时疾时除，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至周代，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除疾病治疗外，对食物营养也十分重视，据《周礼?天官志》记载，当时宫廷中已有专门的营养医生，指导“六饮、六膳、白馐、白酱”等多方面的饮食问题，同时还结合时令，指导安排四季的饮食，管理配膳，提出饮食之宜忌等，可见古代对于食养、食疗极为重视。

早期的养生理论和实践
　　所谓早期是指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初步形成大变革时期，从而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在学术界产生的著名学派就有“九流十派”之多，因而在学术思想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医养生学也相应兴起，不论在养生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儒家养生说。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就是我国古代养生大师，且为养生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孔子的“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里的“三戒”，即是根据人的年龄不同，生理特点不一样，而提出的具体养生方法。除三戒外，孔子还提出了“仁者寿”的养生理论，如他在《中庸》中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意思是只有具备高尚道德修养的人，才可获得高寿。另外，孔子对于饮食卫生还提出了某些宜忌问题，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论语?乡党》），从而明确指出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以及变色、变味、腐败变质的食品都不宜食。这些饮食卫生要求，是减少疾病，增进健康的重要一环。除孔子外，孟子亦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养生思想，如他非常强调精神调摄，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的要求。孟子自己提出：“我四十不动心”，意思是在我四十岁后，要自己能掌握自己的情绪，不因情志所动，不为名利所惑，情不动则心安。不但孟子强调寡欲，荀子亦是这样，如《荀子?正名》谓：“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意思是，欲是人生固有的，既不可贪得无厌地纵情任性，又不可去、止，要“从所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满足欲望。
　　道家养生说。此指春秋战国时的“黄老”或“老庄”学派，至汉始称道家。道家学说虽以老聃、庄周为基，但其形成却在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数千人，以道家居多。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
　　“虚”为道家养生之第一大要，老子言“虚其心”，庄子言“虚无”，宋子言“虚其欲”。虚为何如此重要呢？宋子曰：“虚者，万物之始也，故虚可以为天下始。”又曰：“虚而无物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虚即道，道即自然。自然能化育万物，虚为万物之始，始者，物之初也。生之本，本乎自然，善养生者，当从虚中悟出生的道理来。
　　总之，道家一派，一方面崇尚自然，提倡所谓“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一方面又提倡养生，希望能够“长生久视”。“寿敝天地”。所有这些思想，促进了他们对生命来源的探索和卫生保健的讲求。
　　先秦杂家养生思想。（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学派的代表作，就养生思想而论，它是先秦诸子著作中，内容最丰富的。书中主张趋利避害，顺应自然。《吕氏春秋?尽数》云：“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何为害？五味太过，五者充形则生害，此其一，乃饮食为害，七情太胜，过胜则伤神，乃情志为害，此其二；六淫太过，太过则伤精，乃六淫为害，此其三。知其三害而避之，使之无过。自然神安而形壮，年寿很长。”此外，《吕氏春秋》还提倡动形以达郁，即认为人之精气血脉以通利流畅为贵，若郁而不畅达，则百病由之而生，如《吕氏春秋?尽数》里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从而明确指出“动”对于健康的重要性。
　　管子养生思想。管子认为“精”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故主张存精以养生，如他所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此外，他又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其曰：“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此即为节欲存精。 　　《黄帝内经》养生观。《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现存最早的经典著作，它的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医养生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学原则和方法，如调和气血，法于阴阳，形神兼养，起居有常，谨和五味等等。
　　第二，对生命的起源及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唯物的，是符合实际的。如原文提出：“人是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等。此外，《内经》还对生命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有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到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
　　第三，把人与自然界看成一个整体，强调人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避免外邪侵袭，如《内经》指出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从而开辟了我国防病与养生的先河。
　　第四，重视对衰老的探索。在《内经》中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原因，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延缓衰老的措施，初步建立了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第五，明确提出治未病，把预防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由上可知，《黄帝内经》对养生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可以说，中医养生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和《内经》分不开的。
　　汉代的一些医学家。思想家对《黄帝内经》的养生学说，作了某些补充和发挥。
　　王充提出了人之寿夭与先天禀赋有关的观点，如他在其代表作《论衡》中，论及生死寿夭，延年之道者近二十篇。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从而明确指出了先天禀赋强者寿，先天禀赋弱者寿短的观点。
　　华佗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医家，也是杰出的养生家，据《后汉书》记载，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首先，华伦积极推行吕不韦的运动延年说，如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合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三国志?方伎传》）。其次，他继承《庄子》吐故纳新、熊经鸟申”的法则，在实践中创立了动形养生的五禽戏法，这种仿照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动作姿态的锻炼方法，不仅简便易行，而且对后世保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弟子吴普施行五禽戏法，至“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医圣张仲景亦非常重视养生，他曾批评那些不注意养生的人说：“怪当今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他还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如他在《金匾要略》里说：“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同时还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的作用，反之，于身体有害。
　　《神农本草经》是一部成书于东汉时代的中药专著，此书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类。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类，计一百二十多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后世医家据此而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在秦汉时期，由于秦始皇、汉武帝，都是长生不老的热烈追求者，所以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术的方士和得道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发展。于是乎，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之类的养生书充斥天下。还有不少的道家提倡迷信、妄图炼制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如在公元前219年，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出海找长生不老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自然，鼓吹和信奉炼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误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汉以后，许多医家都指出乱服丹石之害。但也应看到，当时统治者的谋求长生，客观上促进了方士对炼丹、服石、导引等养生方法的探索。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即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有重要贡献，对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
　　1973～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墓葬中发现一些养生的资料，如彩绘的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十问》等，这批古书据学者考证，多数是战国中后期至秦初时期写成的。《导引图》主要介绍了44幅导引身姿，包括呼吸运动，徒手运动和一些利用器械的运动；《养生方》是一部以养生为主的方书；《却谷食气》、《十问》也介绍了一些养生理论和技艺。
养生学的发展和充实
　　此指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段历史时期。东汉时期传入的佛教与在秦汉时代就盛行的道教，在这个时期极为盛行。一些著名的医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就是道家。魏晋时期，统治者把道家学说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从而使老子养生之说也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自隋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唐代的统治阶级就把儒、佛、道三教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儒、佛、道三家著作中的养生内容，被当时的医家和方士所继承，并巧妙地加以融合、发挥，从而使中医养生的理论和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充实。
　　葛洪养生说。葛洪是东晋著名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其一生主要是在炼丹及从事医药的实践中度过的，著《抱朴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养生学家。他首先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葛氏非常重视节嗜欲、保性命的养生法则，他说：“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耳”。至于养生功法，他认为以轻便易行、有益身心为原则，不必拘于时辰、名物、身姿，“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但觉身体有不利则行之”。此外，葛氏还继承秦汉诸家的养生学思想，强调精气对养生防衰的重要作用，提出“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从上可知，葛洪虽以炼丹著称于世，然其养生思想非止一端，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陶弘景的养生说。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养生学家。他辑录了“上自神农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益于养生者”，撰写了一部《养性延命录》，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在养生理论和方法上，都比前代有所发展。由于养生得法，终年81岁。《养性延命录》的主要养生观点如下：
　　首先他继承了《黄帝内经》里“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念，认为天地自然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源泉，指出人体“载形魄于天地，资生长于食息”，并引用《妙真经》等书的论述，精辟地阐明了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进行养生的理论认识。例如，《养性延命录?教诫篇》里说：“仙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个口号使人们认识到养生过程中努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完全可以达到健康长寿之目的。他还认为，人体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形和神，“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托者，形也。神形离别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他把调神、养形作为养生的“都领大归”，这与《黄帝内经》中关于“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养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次，他收录了梁代以前各类书籍所载的养生法则和养生学家的方术，可概括为顺应四时、调摄情志、节制饮食、适当劳动、节欲保精、服气导引等六个方面。尤其是在气功导引方面，陶氏集合了古代练气功诸家的大成，提出一整套的方法，如书中记载：“常每旦啄齿三十六通，能至三百弥佳，令人齿坚不痛。次则以舌搅漱口中津液，满口咽之，三过之。次摩指少阳，令热以熨目，满二七止，令人目明。每旦初起以两手叉两耳极上下热挼之二七止，令人耳不聋。次又引两鬓发举之一七，则总取发，两手向上级势抬头一七，令人气血通，头不迫。又法摩手令热以摩面，以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又法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干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这个周身按摩的方法为后世医家所接受，因而流传下来，直到清代，甚至20世纪初期的一些养生书籍中都记载着这个方法，可见影响之大。总之，《养生延命录》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佛家养生思想的渗入。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始入中国，明帝首创白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兴而僧徒渐盛，至东晋南北朝，佛和道则成为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如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后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此外，佛学讲究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其寺院地址的选择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还有，佛家的不少戒律，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这种思想融入养生学后，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养生学“固精”、“节欲”、“养神”的内容。
　　唐代名医孙思邈养生说。孙思邈，陕西耀县人，集前代医、道、佛、儒各家养生之说，加上自己数十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突出贡献如下：
　　第一，认为人之能否延年益寿，与能否有效地预防疾病、推迟衰老有密切关系，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中“治未病”的思想。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疗食养学的基础。如他明确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急之道，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益血气，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病者，可谓良工。”可见，孙氏认为饮食是防治疾病的一种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为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其中大部分是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该书又列“补益”专项，对病后虚弱、年老体弱者，提供了不少有益方剂。
　　第三，强调性的卫生。他认为既要适当节制，又勿强忍硬抑，如他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里说：“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为了防止性生活不当引起或诱发某些疾病，还明确指出：“男女热病未差，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千金翼方、养性禁忌》）。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在《千金要方》一书中，首例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称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健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孙思邈认为导引、吐纳、按摩等并非少数隐士、佛、道所行的神秘之法，一般人均可进行。他说：“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健康便为常然。”
　　从上可以看出，孙思邈不愧是个养生大家，其主要著作《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几乎概括了过去与当时的主要养生论述，同时还引进了国外的养生资料，因而成为研究宋代以前的有关养生方面的重要著作，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至今尚存的养生学专著，以这一时期为最早，有晋许逊《灵剑子》，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隋巢元方《巢源补养宣导法》，唐王煮《外台辑养生导引法》等，共十一种。其书佚存目者，尚有张湛《养生集要》、王仲丘《养生纂录》、高福《摄生录》、郭雯《摄生经》、斐煜《延寿赤书》。郑景岫《四时养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七种。

养生学理论和方法的完善
　　此指宋元明清这段历史时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和后期。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作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运用。此外，宋庭编纂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里亦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并且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记述了各种药酒、药粥等。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除了不少针灸专著出版外，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目的。在宋代整理的道家著作《正统道藏》里，记述了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方法，对于防病保健亦有重要意义。
　　养生学除在上述领域得到很大发展外，尤其可喜的是老年医学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充实和发展。两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出现了流派争鸣，产生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分别采用泻火、攻邪、补土、滋阴等法防治疾病，这给中医老年病的防治开创了新的领域，同时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里，先后产生了陈直、邹铉、邱处机、王珪等著名的养生学家，并有陈直《养老寿亲书》、邱处机《摄生消息论》、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等养生专著问世，使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日趋完备。
　　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他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物质，原文曰：“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本也。”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
　　李东垣继承刘完素对气的重视，进一步发挥道：“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他认为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所以在论养生时，特别提出“脾胃将理法”。其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调节情志保护脾胃，如他说：“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之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是脾胃功能；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
　　朱丹溪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都以滋阴为主。如他认为，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阴虚造成。出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非常强调节欲，主张晚婚，著有《色欲箴》。此外，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专有一节叫“养老论”，其中叙述了年老时出现的症状与保养方法，朱丹溪根据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与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提出老人具有脾胃虚弱与阴虚火旺的特点，因此，在养生方面，主张既要注意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动火的药物或食物。
　　张子和的养生要点在于主张祛邪扶正，认为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医疗和保健风格。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主张，其养生保健思想的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这个时期除金元四大家对养生学的贡献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老年医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寿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续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这是在祖国医学遗产中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年医学专书。其内容颇为详尽，自老人应当如何保养、饮食调治、服用哪些药物，直到如何照顾老人，几乎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后来，明代出现另一本老年医学专著《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所用的药物，多由《寿亲养老新书》转录，可见此书在中医养生文献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元代范阳郡张壬宏，依陈氏之书所言以奉母，其母寿高八旬。书中主要养生思想可归纳如下：
　　第一，主张饮食调养。他说：“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意思是对于五脏虚弱，真元之气已经损伤的老人，要完全依赖饮食来补充气血，若饮食不能很好调理，就会引起疾病。对于已经发生了疾病的老人，应当首先采取饮食治疗，因为这样不致伤害老人脏腑。只有在饮食治疗无效的时候，才开始使用药物。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对于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即“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
　　第二，重视精神养生。《寿亲养老新书》里记载了这样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陈氏、邹氏是非常重视精神调养的，他们还针对老年生理、心理，具体例举七条养老防病的方法，其云：“一者少言语养内气；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人由气生，气由神往，养气全神，可得真道。”
　　第三，提倡顺时养老。陈氏在《四时摄养篇》里提出“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的观点，认为如此则既不使当旺之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气有所伤伐。
　　第四，注意医药扶持。《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峻补猛泻，这些服药原则，即使在现在，也是很适用的，因为此是根据老人的生理特点提出的。由于老人气血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像对待年轻人那样，既用汤药，又行针灸，欲速则不达，反会危及生命。
　　第五，强调起居护理。对老人起居，书中要求“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原因是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具体护理方法是：床的三面要设屏风，以防风冷，因为老人抵抗力弱，易于感冒。老人行动不便，因而床榻要比一般的低三分之一，以便于上下床。老人的坐椅也要低些，双足能够接触地面，左右设置栏杆，前面放个茶几，以免老人从椅子上摔下来。老人衣服不宜宽长，长则走路时易拌跤，宽则衣服不着身，不能保暖，故须窄衣贴身，这样体温不致散失，自然气血流通，四肢和畅。总之，要时时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仅从上面所论即可知，《养老寿亲书》的确是一部值得发掘、整理、研究的老年病防治学专书，其所述的各个方面，至今用于防治老年病，仍有实际意义。
　　这个时期除老年医学得到大力发展外，中医饮食保健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标志之一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问世。此书为我国古代营养学专著之一，是保存到现在比较完整的营养专著。本书共三卷，内容丰富，有文有图。本书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非常讲究配膳，记载了各种汤、羹、浆、膏、煎、油、茶，以及各种烧饼、包子、馒头、粥、面等膳食的制作及其作用，尤其是在第二卷“诸般汤煎”、“食疗诸病”中，有不少具有实际意义，且易实行的，如木瓜煎、荔枝膏、枸杞茶、桃煎等。此外，书中还阐述了若干关于“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饮酒避忌”、“乳母食忌”、“四时所宜”等问题，内有不少是值得重视的。
　　宋元时期除上述著名养生家及其代表作外，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养生专著，著名的有：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养生月览》，蒲虔贯的《保生要录》，邱处机的《摄生消息论》，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的《泰定养生主论》，姚称的《摄生月令》，刘诃的《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的《延寿第一伸言》，姜悦的《养生月录》，韦行规的《保生月录》，矍祐的《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以上诸书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另外，有些文人学士对中医养生学也很重视，如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陆游的《养生诗》等。张鉴著的《赏心乐事》一书，提出将一年中十二月的气候变化与自然风景相结合，培养老年情趣，旨在“四气调神”、“风景与人为一”，用大自然的美景陶冶性情。这种利用自然环境，导引精神怡悦来养浩然正气，祛病延年的方法，适宜老年人安排生活，其在防治学上的贡献，不应忽视。
　　明清时期是指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至清代鸦片战争时止，这段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医学领域里的百家争鸣，大大促进了对老年病防治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其突出的标志是：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这一时期里，先后产生了张景岳、高濂、曹庭栋等著名养生学家，并有李中梓《寿世青编》、万全《养生四要》、高濂《遵生八笺》、冷谦《修龄要旨》、袁竞《摄生三要》、胡文焕《寿养丛书》、曹庭栋《老老恒言》等养生专著问世，从而使养生学的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备。
　　养生要重“命门”。其代表人物是赵献可、张景岳，他们极力反对刘完素、张子和等以寒凉药物攻伐肾阳，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真火，如赵献可说：“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得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此即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张景岳认为阴与阳这一对立统一体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他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而阳气之根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所以养阳必须养命门（肾）。他说：“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在此思想指导下，张景岳特别注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防治疾病，这对改变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是有重要意义的。除此贡献外，张景岳还非常强调治形。治形之说，虽早已有之，但著专论，则首推张景岳。他认为，养生必须养形，因为形乃神明之宅，养形则可安神，神安则身自健，故他在《治形论》里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明确指出了养生与治病，都必须重视养形的主张。张景岳以前的养生家多重养神，从未响亮地提出“养形”。另外，张氏还特别重视中年养生，提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调养五脏的法则，是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从调神、节食、保精等方面著养心说、养肝说、养肺说、养肾说，从而为五脏调养法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高濂则从气功调养方面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法、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也极大地丰富了调养五脏的学说。但以上各家对以养何脏为主，认识颇异。如李中梓力倡以调养脾肾为中心的五脏调养法，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论治，后天则分饮食，劳倦论治；汪绮石主张肺肾脾三脏俱重；而郑官应则认为养心脾为要。
　　运用药物养生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如在万密斋的《养生四要》中就提出了中和既济的制方原则，原文曰：“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养神益身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如认为保养之法虽可数以万计，但养神为首，并重申前人。“ 大怖生狂，大恐伤肾，临危冒险则魂飞，戏狂禽异兽则神恐”及“好憎者使人心弗疾去，其志气日耗，所以不能终其寿”等论点，突出过激情绪的重大危害。认为“笑”与“让”（谦让）是对心身健康有益的良好情绪；而“恼”与“斗”则是不良刺激，对形神健康有损伤作用。故歌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这与现代所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同出一理。这段时期，还特别重视精神情绪在治疗中的作用，所以说：“能守戒忌，则功过于药之半矣”。为此，清代画家高桐轩提出以耕耘、把帚、教子、知足、安居、畅谈、漫步、沐浴、高卧、曝背等作为养生“十乐”。
　　这一时期关于饮食调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尤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它对中医营养学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他提供了有关饮食营养的丰富资料，仅谷、菜、果三部就有300余种，虫、介、禽、兽有400余种。其次，是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不少食疗佚文，如孟诜的《食疗本草》等。其三，收载了很多食疗方法，故凡整理研究中医营养学，必读《本草纲目》。 　　重视动静结合。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先秦已初步奠立，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指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明确提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辩证关系。清代大养生家曹庭栋虽认为“养静为摄生首务”，但他却很重视动以养生的重要作用。如他在《老老恒言?导引》里指出：“导引之法甚多，如八段锦、华佗五禽戏、婆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之类，不过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并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炼之用。方开进一步指出动静必须适宜，切忌过动或过静，如他说：“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
　　重视老年养生。这是明清时期养生保健的又一大特点。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客观上对社会上重视老年人颐养保健，起了促进作用。清代一些皇帝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且赴宴的老人均可获得皇帝的恩赐和赏金，凡受到恩赐的老年人都注于史册。曹庭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并参阅三百余家有关养生的著作，针对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体而实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养生学，为中医老年病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里，记载了三百多例中老年病治验，对其病机提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六十岁以上老人则以“肾虚”为主，并提出“久病入络”的精辟论点，为治疗老年病开拓了活血化淤的新途径。龚廷贤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编成口诀，故流传较广，他还写了《衰老论》，对变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徐灵胎在寿命长短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论点，认为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个定分就是“元气”，因此寿命的长短决定了元气的盛衰存亡，所以强调“谨护元气”，这既是人们的养生之道，又是医者的用药之道。
　　明清时期比较出名的养生专著还有息斋居士的《摄生要语》、袁黄的《摄生三要》，胡文焕的《寿养丛书》、河滨丈人的《摄生要义》、陈继儒的《食色绅言》及《男女绅言》、冯曦的《颐养诠要》、尤乘的《寿世青编》、黄克楣的《寿身小补》。以上这些养生著作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养生学的进一步完备作出了贡献。
近代养生学的发展受挫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代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统治，再加上后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又哪里谈得上养生呢？养生学的发展也几乎停止不前，甚至几乎到了夭折的境地。不但养生著作很少，理论和方法亦无任何进展。能够值得一提的养生著作仅有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席裕康的《内外功图说辑要》、任廷芳的《延寿新书》、胡宣明的《摄生论》、沈宗元的《中国养生说集览》等。
养生保健进入新阶段
　　新中国诞生后，在毛泽东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指引下，养生保健也得到不断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防保健成效卓著。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医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广泛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传染病工作。短期内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黑热病等急性传染病，其他如疟疾、麻疹、猩红热、白喉、脊髓灰质炎、流脑、痢疾、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等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也得到较好的控制和防治，发病率显著下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第二，老年保健的研究蓬勃发展。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展了对老年病学的研究，之后成立了老年病研究室。尤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又相继成立老年病防治研究所及很多老年保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1988年以来，先后召开过中华全国中医学会老年医学会脾胃病、心系病、肾虚证学术交流会，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心血管病、第三届虚证与老年医学学术会议。在老年医学教育方面，我国一些医学院校先后开设了老年医学必修课和选修课。在老年保健的科研方面，我国各地探索衰老与长寿的奥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老年病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都不断取得新进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衰老学说和延年益寿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反映了衰老本质的部分真理。
　　第三，高度重视妇幼卫生。新中国成立后，妇幼保健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982年底，全国已恢复建立了851个妇幼保健机构，全国平均每县有一个妇幼保健机构，其专业人员已发展到6万多人。据典型调查，婴儿死亡率在城市已下降到12‰左右，在农村，条件和工作较好的地区下降到25‰左右。较之解放前的200‰下降是明显的。目前，妇幼保健工作正向提高产科质量、开展围产期保健、提高胎儿质量、确保母子健康方面发展。
　　第四，养生专著大量问世，人们自我保健意识大大加强。几十年来，大量重印或核勘注释出版了近代一些养生名著，包括一些道、儒、佛、武等家的有关养生著作。在整理古代文献，总结临床经险，结合研究的基础上，对自古以来的养生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而先后编著出版了多种专著和科普著作，并且翻译了不少国外有关养生保健的书刊。这些都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传统养生学的内容，使其正向古代和现代相结合、西医和中医相结合、内容全面的现代养生保健学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且希望长寿，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相信，大量的养生学著作问世，一定有助于推动我国预防保健事业的发展，并且大大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